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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位肝移植术后胆道狭窄的危险因素及预后分析
DOI: 10.12449/JCH241119
Risk factors for biliary stricture and prognosis after orthotopic liver trans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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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原位肝移植术后2年内发生胆道狭窄的危险因素并进行生存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肝移植中心2014年1月—2022年1月495例实施的肝移植手术患者的资料。根据肝移植术后两年内是否发生胆道狭窄，将495例患者分为胆道狭窄组（n=89）和非胆道狭窄组（n=406），进行胆道狭窄的危险因素和预后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应用Cox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分析进行危险因素分析。应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 结果 受体性别（HR=1.808，95%CI：1.055～3.098，P=0.031）、受体术前总胆红素（HR=1.002，95%CI：1.001～1.003，P=0.001）、冷缺血时间（HR=1.003，95%CI：1.001～1.005，P=0.007）、受体既往腹部手术史（HR=3.851，95%CI：2.273～6.524，P<0.001）和供体受体胆管不匹配（HR=1.962，95%CI：1.041～3.698，P=0.037）是移植术后2年内发生胆道狭窄的独立危险因素。通过中位随访期为4.09年的随访，肝移植术后患者的1、3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92.7%、80.5%和75.4%。肝移植术后2年内发生的胆道狭窄对原位肝移植患者的生存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受体性别、受体术前总胆红素、冷缺血时间、受体既往腹部手术史和供体受体胆管不匹配是移植术后2年内发生胆道狭窄的独立危险因素。肝移植术后2年内发生的胆道狭窄并不影响肝移植患者的生存期。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isk factors for biliary stricture within two years after orthotopic liver transplantation， and analyze the survival.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for the data of 495 patients who underwent liver transplantation at Liver Transplantation Center of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14 to January 2022， and according to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biliary stricture within two year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the 495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stricture group with 89 patients and non-stricture group with 406 patients. The risk factors for biliary stricture and prognosis were analyzed. The independent-samples t-test was used for comparison of normally distributed continuous data between two groups， and the Mann-Whitney U test was used for comparison of non-normally distributed continuous data between two groups； the chi-square test was used for comparison of categorical data between two groups.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used for the 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and the Kaplan-Meier method was used for survival analysis. Results Recipient sex （hazard ratio ［HR］=1.808，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055 — 3.098， P=0.031）， preoperative total bilirubin of the recipient （HR=1.002， 95%CI： 1.001 — 1.003， P=0.001）， cold ischemia time （HR=1.003， 95%CI： 1.001 — 1.005， P=0.007）， history of abdominal surgery for the recipient （HR=3.851， 95%CI： 2.273 — 6.524， P<0.001）， and mismatch of donor-recipient bile ducts （HR=1.962， 95%CI： 1.041 — 3.698， P=0.037） were identified as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biliary stricture within two years after transplantation. The median follow-up time was 4.09 years， and the 1-， 3-， and 5-year survival rates were 92.7%， 80.5%， and 75.4%， respectively，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The onset of biliary stricture within two year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had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urvival of patients undergoing orthotopic liver transplantation. Conclusion Recipient sex， preoperative total bilirubin of the recipient， cold ischemia time， history of abdominal surgery for the recipient， and mismatch of donor-recipient bile ducts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biliary stricture within two years after transplantation. The onset of biliary stricture within two years after transplantation does not affect the survival time of patients undergoing orthotopic liver transplantation. -
Key words:
- Liver Transplantation /
- Biliary Stricture /
- Risk Factors /
-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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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是目前治疗急性或慢性肝衰竭、原发性或继发性肝肿瘤和部分代谢性肝病的最佳手段。我国肝移植数量已攀升至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1］。虽然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发展，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发生率逐年降低，但是胆道狭窄（biliary stricture，BS）仍然是肝移植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在原位肝移植（orthotopic liver transplantation，OLT）中，胆道狭窄发生率为10%～25%［2］，分为占比80%的吻合口狭窄和20%的非吻合口狭窄［3］。虽然已经有许多研究关注肝移植术后BS的危险因素，但尚不完全明确。此外，现有研究通常将发生与未发生BS直接分组，而没有对时间进行界定。BS主要发生在肝移植术后第1年，但之后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这种分组方式非常容易产生偏倚，因此对原位肝移植术后BS的时间作界定十分必要。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495例肝移植手术患者的资料，研究了影响肝移植术后2年内发生BS的危险因素，并对比了是否发生BS患者的生存期，以期对临床上预防肝移植术后BS提供理论依据，指导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改善肝移植术后BS患者的生存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将2014年1月—2022年1月行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术患者纳入回顾性队列研究。BS诊断标准：（1）患者出现发热或黄疸，肝功能中酶学及胆红素升高，磁共振胰胆管成像（MRCP）及腹部超声提示BS；（2）ERCP或经皮经肝穿刺胆道引流术造影诊断为BS。所有患者均进行充分的术前评估，明确临床诊断。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行DCD同种异体原位全肝移植术；（2）术中行胆道端-端吻合者；（3）年龄≥18岁；（4）临床资料完整，并于本院行定期随访且随访时间>2年。排除标准：术后1个月内死亡的患者。
1.3 研究方法
收集数据包括：肝移植术前情况、肝移植手术情况、所有患者的随访生存情况。所有患者均采用门诊方式进行随访，随访日期从患者行肝移植手术当天开始，至2023年12月1日。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19.0和R 4.1.3进行统计学分析和图片绘制。计量资料首先进行正态性检验，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共纳入495例患者，根据肝移植术后2年内是否发生BS，将495例患者分为BS组（n=89）和非BS组（n=406）。两组基线资料比较见表1，受体性别、受体既往腹部手术史、供体受体胆管不匹配、受体术前总胆红素、热缺血时间、冷缺血时间、受体手术时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表 1 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比较Table 1. Comparison of clinical features between two groups of patients因素 非BS组（n=406） BS组（n=89） 统计值 P值 受体性别（例） χ2=5.529 0.019 女 93 31 男 313 58 年龄（岁） 51.78±9.58 51.36±9.63 t=-0.371 0.711 手术日期（例） χ2=3.003 0.083 2020年以前 238 61 2020年及以后 168 28 肝硬化（例） χ2=3.854 0.050 否 50 18 是 356 71 乙型肝炎（例） χ2=0.179 0.672 否 168 39 是 238 50 丙型肝炎（例） χ2=0.001 0.975 否 379 83 是 27 6 恶性肿瘤（例） χ2=0.000 0.997 否 251 55 是 155 34 既往腹部手术史（例） χ2=22.250 <0.001 否 314 47 是 92 42 缝线（例） χ2=0.159 0.690 聚丙烯缝线 269 57 其他类型缝线 137 32 缝合方式（例） χ2=1.086 0.581 后连续前间断 290 62 前后均间断 76 15 前后均连续 40 12 供体受体胆管不匹配（例） χ2=5.835 0.016 否 355 69 是 51 20 白蛋白（g/L） 33.20±5.68 33.03±5.88 t=-0.256 0.798 INR 1.53±0.58 1.62±0.69 t=1.331 0.184 术前总胆红素（µmol/L） 53.8（24.1～164.6） 100.2（32.3～338.3） Z=5.147 0.002 肌酐（µmol/L） 63.2（51.6～75.9） 60.7（53.1～70.8） Z=4.114 0.356 Child-Pugh分级（例） χ2=0.403 0.818 A级 85 16 B级 307 70 C级 14 3 MELD评分（分） 10.52（7.03～15.63） 11.31（6.75～17.43） Z=0.150 0.699 热缺血时间（s） 62.0（43.0～88.0） 81.0（61.5～105.0） Z=7.107 0.008 冷缺血时间（min） 364.99±109.39 408.06±115.48 t=3.330 0.001 手术时间（min） 485.42±91.90 514.89±109.39 t=2.644 0.008 出血量（mL） 2 500（1 500～4 000） 3 000（1 450～5 300） Z=2.840 0.094 2.2 移植术后发生BS的危险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受体性别、受体既往腹部手术史、供体受体胆管不匹配、受体术前总胆红素、热缺血时间、冷缺血时间、受体手术时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将上述变量纳入Cox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受体性别（P=0.031，HR=1.808）、受体术前总胆红素（P=0.001，HR=1.002）、冷缺血时间（P=0.007，HR=1.003）、受体既往腹部手术史（P<0.001，HR=3.851）、供体受体胆管不匹配（P=0.037，HR=1.962）是移植术后2年内发生BS的独立危险因素（表2）。独立危险因素中，受体既往腹部手术史的影响最显著，有既往腹部手术史比无既往腹部手术史的受体发生肝移植术后BS的风险明显升高（图1）。将移植术后2年内发生BS独立危险因素纳入列线图（图2）。
表 2 肝移植术后BS的Cox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Table 2.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Cox analysis of the biliary stricture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因素 单因素分析 多因素分析 HR（95%CI） P值 HR（95%CI） P值 受体性别（女/男） 1.669（1.079～2.581） 0.021 1.808（1.055～3.098） 0.031 年龄 0.997（0.976～1.019） 0.789 手术日期（2020年以前/2020年及以后） 1.487（0.951～2.326） 0.082 肝硬化（否/是） 0.595（0.355～1.000） 0.051 乙型肝炎（否/是） 0.937（0.616～1.424） 0.761 丙型肝炎（否/是） 1.092（0.477～2.502） 0.834 恶性肿瘤（否/是） 1.071（0.698～1.643） 0.753 既往腹部手术史（否/是） 2.787（1.837～4.227） <0.001 3.851（2.273～6.524） <0.001 缝线（聚丙烯缝线/其他类型缝线） 1.112（0.722～1.715） 0.629 缝合方式（后连续前间断/前后均间断/前后均连续） 1.098（0.816～1.476） 0.537 供体受体胆管不匹配（否/是） 1.785（1.085～2.937） 0.023 1.962（1.041～3.698） 0.037 白蛋白 0.997（0.961～1.034） 0.858 INR 1.225（0.906～1.658） 0.188 术前总胆红素 1.001（1.000～1.002） 0.013 1.002（1.001～1.003） 0.001 肌酐 0.995（0.987～1.002） 0.158 Child-Pugh分级（A/B/C级） 1.107（0.699～1.752） 0.664 MELD评分 1.005（0.979～1.032） 0.699 热缺血时间 1.002（1.000～1.004） 0.047 冷缺血时间 1.003（1.001～1.005） 0.001 1.003（1.001～1.005） 0.007 手术时间 1.002（1.001～1.004） 0.008 出血量 1.000（1.000～1.000） 0.075 
图 1 受体既往腹部手术史对肝移植术后BS的累积风险Figure 1. Cumulative risk of the recipients with previous abdominal surgical history for the biliary stricture after OLT
图 2 肝移植术后2年内发生BS的独立危险因素列线图Figure 2. The nomogram of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biliary stricture within two year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2.3 移植术后发生BS的患者预后生存分析
通过中位随访期为4.09年的随访，BS组患者的1、3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96.6%、76.6%和70.3%，而非BS组的生存率分别为91.9%、81.4%和76.7%（表3），两组的累积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30）（图3）。原发病为恶性的肝移植术后患者的1年、3年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85.7%、66.8%和56.5%，原发病不是恶性的肝移植术后患者的1年、3年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97.1%、89.8%和87.2%，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01）（表3）。将BS组进一步细分，发现狭窄类型是影响BS患者生存率的危险因素（P=0.039）（表4，图4）。
表 3 肝移植术后患者的预后生存分析表Table 3. Prognostic survival analysis table for patient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因素 例数 术后1年生存率（%） 术后3年生存率（%） 术后5年生存率（%） χ2值 P值 BS 0.629 0.430 是 89 96.6 76.6 70.3 否 406 91.9 81.4 76.7 原发病为恶性 49.920 <0.001 是 189 85.7 66.8 56.5 否 306 97.1 89.8 87.2 既往腹部手术史 2.413 0.120 是 134 91.0 78.3 70.3 否 361 93.4 81.3 77.2 供受体胆管匹配 0.104 0.747 是 424 92.2 80.7 75.6 否 71 95.8 79.3 74.5 
图 3 肝移植术后BS组与非BS组生存分析Figure 3. Survival analysis between the stricture and non-stricture group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表 4 肝移植术后发生BS患者的预后生存分析表Table 4. Prognostic survival analysis table for patients with biliary stricture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因素 例数 术后1年生存率（%） 术后3年生存率（%） 术后5年生存率（%） χ2值 P值 BS类型 4.26 0.039 非吻合口狭窄 16 87.5 74.0 63.5 吻合口狭窄 73 98.6 85.6 75.2 最窄宽度 0.289 0.591 ≤50% 56 93.9 87.9 82.7 >50% 33 98.2 80.5 66.8 狭窄长度 1.616 0.204 ≤10 mm 62 96.8 86.4 80 >10 mm 27 96.2 70.6 55.6 
图 4 肝移植术后吻合口狭窄组与非吻合口狭窄组生存分析Figure 4. Comparing survival analysis between the anastomotic stenosis group and non-anastomotic stenosis group3. 讨论
近年来，得益于医疗技术、围手术期护理、免疫抑制剂和器官保护等方面的进步，肝移植术后出血、感染、移植物原发性无功能、血管并发症及免疫排斥的发生率逐年下降，移植患者的生存率得到明显提高。尽管如此，BS仍然是肝移植术后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被称为肝移植的“阿喀琉斯之踵”［4］。且肝移植术后BS呈渐进性加重，严重影响肝移植患者术后的生存期及生活质量［5］。因此，本研究通过对中位随访期为4.09年的495例肝移植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探讨肝移植患者术后2年内发生BS的危险因素及BS对肝移植术后患者生存率的影响。更好地了解BS形成的病理生理机制，尽可能减少已识别的危险因素发生，预防并降低未来肝移植后BS的发生率，以指导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
本研究发现BS的发病率为17.98%，与其他报道中15%～25%的发病率相近［6］。研究还发现受体性别、受体术前总胆红素、冷缺血时间、受体既往腹部手术史和供体受体胆管是否匹配是移植术后2年内发生BS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中，受体既往腹部手术史危险较高，存在既往腹部手术史的受体肝移植术后两年发生BS的风险增加3.85倍。存在既往腹部手术史的患者往往存在腹腔粘连，可能导致在暴露胆道时更容易损伤胆管微血管丛，手术难度明显增加，手术时间明显延长，从而延长冷缺血时间和/或热缺血时间。
本研究发现女性患者更容易发生BS，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受体术后血管并发症及早期排斥反应的发生率显著高于男性受体。Mazilescu等［7］研究认为女性器官捐献者的年龄明显较大，供体风险指数显著增加，而且女性受体与供体性别一致性为82.7%，因此女性受体接受的器官通常供体风险指数显著增加，这可能会导致女性受体移植术后的BS发生率增加。但是，Legaz等［8］的研究报道受者性别并不影响移植术后的并发症发病率和病死率。
与既往研究［9］结果一致，本研究也发现供体受体胆管不匹配是肝移植术后2年内发生BS的独立危险因素。供体受体胆管不匹配是指供体胆管和受体胆管直径不匹配，本中心在胆道吻合时通常采取关闭直径较大的胆管一部分使之相匹配，这种处理使得吻合口上下部分的胆道流体力学改变（例如在吻合口区域胆汁流速加快并在其后方形成再循环等），从而可能引起BS的发生率增加［10］。
最近一项的系统综述［11］（14 411例受试者）发现，术前MELD评分>25分的肝移植患者更容易发生BS。而本研究中，MELD评分与肝移植术后2年内发生BS无相关性。在Kaldas等［12］的研究中同样观察到MELD评分与肝移植术后BS的发生无关联。Sundaram等［13］对1 798例肝移植患者的分析中也发现MELD评分不是BS的危险因素。这可能是由于MELD评分在反映移植后BS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然而，移植前血清总胆红素水平和肝移植后2年内发生BS之间存在显著关系。这可能是因为移植前血清总胆红素水平可以作为反映肝脏疾病严重程度的间接指标，术前胆红素较高反映肝脏疾病更严重从而增加肝移植术后2年内发生BS的风险［14］。但在Kaldas等［12］的回顾性分析中，并未发现移植前血清总胆红素与移植术后BS之间存在明显关系。
既往大量研究已经证明，热缺血时间和冷缺血时间是BS发展的危险因素［15-16］，这可能是因为缺血再灌注损伤导致胆管细胞凋亡或坏死，从而引起BS的形成［17-18］。与此一致，本研究也发现热缺血和冷缺血时间是肝移植术后2年发生BS的危险因素。然而，未将热缺血时间确定为BS发展的独立危险因素，这可能是因为本中心的热缺血时间普遍较短。考虑到灌注方式对热缺血和冷缺血时间的影响，近年来，为了减少BS的发生，提出了应用不同的灌注方法，例如低温氧合机械灌注法和常温机械灌注法等，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
本研究通过对原发病为恶性和良性的肝移植术后患者生存期比较，发现原发病为恶性肿瘤的受体预后更差。Agopian等［20］回顾性分析单中心5 347例原位肝移植患者的资料，也认为原发病为恶性肿瘤患者的生存率最差。具体机制尚不清楚，可能是因为原发病为恶性肿瘤的患者容易出现肿瘤复发等。本研究还比较了原位肝移植术后2年BS组和非BS组的长期生存，结果显示，BS组患者的1、3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96.6%、76.6%和70.3%，而非BS组的生存率分别为91.9%、81.4%和76.7%，2组的累积生存率并无差异。说明在本研究中BS的存在本身对患者生存或移植物存活并没有影响，可能是因为本中心确诊肝移植术后BS后立即采取积极的治疗干预措施。同时这一结果也在其他的研究中得到证实［21-22］。然而，可能因为胆道并发症与BS未完全区分开来导致的偏倚，也有一些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23-24］，即BS影响肝移植术后患者的生存。此外，本研究还将BS组拆分为吻合口狭窄和非吻合口狭窄对比，发现非吻合口狭窄的生存期比吻合口狭窄好。同样，Zhang等［25］通过对165例患者（吻合口和非吻合口狭窄分别为110例和55例）进行中位时间为8年的随访，发现吻合口狭窄患者的总生存率明显优于非吻合口狭窄患者。但是，在与未狭窄组进行对比时，未发现BS类型的生存期存在统计学差异。
综上所述，受体性别、受体术前总胆红素、冷缺血时间、受体既往腹部手术史和供体受体胆管不匹配是移植术后2年内发生BS的独立危险因素，原发病为恶性肿瘤的肝移植患者生存期较短，而肝移植术后2年内发生的胆道狭窄并不影响肝移植患者的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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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受体既往腹部手术史对肝移植术后BS的累积风险
Figure 1. Cumulative risk of the recipients with previous abdominal surgical history for the biliary stricture after OLT
图 2 肝移植术后2年内发生BS的独立危险因素列线图
Figure 2. The nomogram of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biliary stricture within two year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图 3 肝移植术后BS组与非BS组生存分析
Figure 3. Survival analysis between the stricture and non-stricture group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图 4 肝移植术后吻合口狭窄组与非吻合口狭窄组生存分析
Figure 4. Comparing survival analysis between the anastomotic stenosis group and non-anastomotic stenosis group
表 1 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clinical features betwee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因素 非BS组（n=406） BS组（n=89） 统计值 P值 受体性别（例） χ2=5.529 0.019 女 93 31 男 313 58 年龄（岁） 51.78±9.58 51.36±9.63 t=-0.371 0.711 手术日期（例） χ2=3.003 0.083 2020年以前 238 61 2020年及以后 168 28 肝硬化（例） χ2=3.854 0.050 否 50 18 是 356 71 乙型肝炎（例） χ2=0.179 0.672 否 168 39 是 238 50 丙型肝炎（例） χ2=0.001 0.975 否 379 83 是 27 6 恶性肿瘤（例） χ2=0.000 0.997 否 251 55 是 155 34 既往腹部手术史（例） χ2=22.250 <0.001 否 314 47 是 92 42 缝线（例） χ2=0.159 0.690 聚丙烯缝线 269 57 其他类型缝线 137 32 缝合方式（例） χ2=1.086 0.581 后连续前间断 290 62 前后均间断 76 15 前后均连续 40 12 供体受体胆管不匹配（例） χ2=5.835 0.016 否 355 69 是 51 20 白蛋白（g/L） 33.20±5.68 33.03±5.88 t=-0.256 0.798 INR 1.53±0.58 1.62±0.69 t=1.331 0.184 术前总胆红素（µmol/L） 53.8（24.1～164.6） 100.2（32.3～338.3） Z=5.147 0.002 肌酐（µmol/L） 63.2（51.6～75.9） 60.7（53.1～70.8） Z=4.114 0.356 Child-Pugh分级（例） χ2=0.403 0.818 A级 85 16 B级 307 70 C级 14 3 MELD评分（分） 10.52（7.03～15.63） 11.31（6.75～17.43） Z=0.150 0.699 热缺血时间（s） 62.0（43.0～88.0） 81.0（61.5～105.0） Z=7.107 0.008 冷缺血时间（min） 364.99±109.39 408.06±115.48 t=3.330 0.001 手术时间（min） 485.42±91.90 514.89±109.39 t=2.644 0.008 出血量（mL） 2 500（1 500～4 000） 3 000（1 450～5 300） Z=2.840 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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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肝移植术后BS的Cox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Table 2.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Cox analysis of the biliary stricture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因素 单因素分析 多因素分析 HR（95%CI） P值 HR（95%CI） P值 受体性别（女/男） 1.669（1.079～2.581） 0.021 1.808（1.055～3.098） 0.031 年龄 0.997（0.976～1.019） 0.789 手术日期（2020年以前/2020年及以后） 1.487（0.951～2.326） 0.082 肝硬化（否/是） 0.595（0.355～1.000） 0.051 乙型肝炎（否/是） 0.937（0.616～1.424） 0.761 丙型肝炎（否/是） 1.092（0.477～2.502） 0.834 恶性肿瘤（否/是） 1.071（0.698～1.643） 0.753 既往腹部手术史（否/是） 2.787（1.837～4.227） <0.001 3.851（2.273～6.524） <0.001 缝线（聚丙烯缝线/其他类型缝线） 1.112（0.722～1.715） 0.629 缝合方式（后连续前间断/前后均间断/前后均连续） 1.098（0.816～1.476） 0.537 供体受体胆管不匹配（否/是） 1.785（1.085～2.937） 0.023 1.962（1.041～3.698） 0.037 白蛋白 0.997（0.961～1.034） 0.858 INR 1.225（0.906～1.658） 0.188 术前总胆红素 1.001（1.000～1.002） 0.013 1.002（1.001～1.003） 0.001 肌酐 0.995（0.987～1.002） 0.158 Child-Pugh分级（A/B/C级） 1.107（0.699～1.752） 0.664 MELD评分 1.005（0.979～1.032） 0.699 热缺血时间 1.002（1.000～1.004） 0.047 冷缺血时间 1.003（1.001～1.005） 0.001 1.003（1.001～1.005） 0.007 手术时间 1.002（1.001～1.004） 0.008 出血量 1.000（1.000～1.000） 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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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肝移植术后患者的预后生存分析表
Table 3. Prognostic survival analysis table for patient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因素 例数 术后1年生存率（%） 术后3年生存率（%） 术后5年生存率（%） χ2值 P值 BS 0.629 0.430 是 89 96.6 76.6 70.3 否 406 91.9 81.4 76.7 原发病为恶性 49.920 <0.001 是 189 85.7 66.8 56.5 否 306 97.1 89.8 87.2 既往腹部手术史 2.413 0.120 是 134 91.0 78.3 70.3 否 361 93.4 81.3 77.2 供受体胆管匹配 0.104 0.747 是 424 92.2 80.7 75.6 否 71 95.8 79.3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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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肝移植术后发生BS患者的预后生存分析表
Table 4. Prognostic survival analysis table for patients with biliary stricture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因素 例数 术后1年生存率（%） 术后3年生存率（%） 术后5年生存率（%） χ2值 P值 BS类型 4.26 0.039 非吻合口狭窄 16 87.5 74.0 63.5 吻合口狭窄 73 98.6 85.6 75.2 最窄宽度 0.289 0.591 ≤50% 56 93.9 87.9 82.7 >50% 33 98.2 80.5 66.8 狭窄长度 1.616 0.204 ≤10 mm 62 96.8 86.4 80 >10 mm 27 96.2 70.6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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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IBI T, WEI CHIEH AK, CHI-YAN CHAN A, et al. Current status of liver transplantation in Asia[J]. Int J Surg, 2020, 82S: 4- 8. DOI: 10.1016/j.ijsu.2020.05.071. [2] MOY BT, BIRK JW. A review on the management of biliary complications after orthotopic liver transplantation[J]. J Clin Transl Hepatol, 2019, 7( 1): 61- 71. DOI: 10.14218/JCTH.2018.00028. [3] COTÉ GA, SLIVKA A, TARNASKY P, et al. Effect of covered metallic stents compared with plastic stents on benign biliary stricture resolution: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JAMA, 2016, 315( 12): 1250- 1257. DOI: 10.1001/jama.2016.2619. [4] AMATEAU SK, KOHLI DR, DESAI M, et al. American Society for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 guideline on management of post-liver transplant biliary strictures: Methodology and review of evidence[J]. Gastrointest Endosc, 2023, 97( 4): 615- 637. e 11. DOI: 10.1016/j.gie.2022.10.006. [5] FENG YJ, LI JD, LI Q, et al. Progress 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biliary anastomotic stricture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J]. Organ Transplant, 2024, 15( 2): 297- 302.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23240.冯彦杰, 李敬东, 李强, 等. 肝移植术后胆道吻合口狭窄的诊疗进展[J]. 器官移植, 2024, 15( 2): 297- 302.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23240. [6] RAMMOHAN A, GOVIL S, VARGESE J, et al. Changing pattern of biliary complications in an evolving liver transplant unit[J]. Liver Transpl, 2017, 23( 4): 478- 486. DOI: 10.1002/lt.24736. [7] MAZILESCU LI, BERNHEIM I, TRECKMANN J, et al. Donor, recipient and surgeon sex and sex-concordance and their impact on liver transplant outcome[J]. J Pers Med, 2023, 13( 2): 281. DOI: 10.3390/jpm13020281. [8] LEGAZ I, NAVARRO NOGUERA E, BOLARÍN JM, et al. Patient sex in the setting of liver transplant in alcoholic liver disease[J]. Exp Clin Transplant, 2019, 17( 3): 355- 362. DOI: 10.6002/ect.2017.0302. [9] MAGRO B, TACELLI M, MAZZOLA A, et al. Biliary complication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Current perspectives and future strategies[J]. Hepatobiliary Surg Nutr, 2021, 10( 1): 76- 92. DOI: 10.21037/hbsn.2019.09.01. [10] PENG T, ZHONG YL, LIN XD, et al. Analysis and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f bile flow dynamics within the strictured biliary duct[J]. Int J Numer Method Biomed Eng, 2024, 40( 2): e3790. DOI: 10.1002/cnm.3790. [11] NEMES B, GÁMÁN G, DOROS A. Biliary complication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J]. Expert Rev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5, 9( 4): 447- 466. DOI: 10.1586/17474124.2015.967761. [12] KALDAS FM, KORAYEM IM, RUSSELL TA, et al. Assessment of anastomotic biliary complications in adult patients undergoing high-acuity liver transplant[J]. JAMA Surg, 2019, 154( 5): 431- 439. DOI: 10.1001/jamasurg.2018.5527. [13] SUNDARAM V, JONES DT, SHAH NH, et al. Posttransplant biliary complications in the pre- and post-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era[J]. Liver Transpl, 2011, 17( 4): 428- 435. DOI: 10.1002/lt.22251. [14] KEANE MG, DEVLIN J, HARRISON P, et al.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benign biliary strictures post liver transplantation in adults[J]. Transplant Rev, 2021, 35( 1): 100593. DOI: 10.1016/j.trre.2020.100593. [15] LIU DQ, SUN XD, QIU W, et al.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anastomotic biliary stricture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J]. Chin J Dig Surg, 2022, 21( 2): 249- 255. DOI: 10.3760/cma.j.cn115610-20211129-00602.刘大群, 孙晓东, 邱伟, 等. 影响肝移植术后胆管吻合口狭窄的相关因素分析[J].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2, 21( 2): 249- 255. DOI: 10.3760/cma.j.cn115610-20211129-00602. [16] FASULLO M, SHAH T, ZHOU HP, et al. Post-transplant biliary strictures: An updated review[J]. Semin Liver Dis, 2022, 42( 2): 225- 232. DOI: 10.1055/s-0042-1744144. [17] VRIES YD, von MEIJENFELDT FA, PORTE RJ. Post-transplant cholangiopathy: Classification, pathogenesis, and preventive strategies[J]. Biochim Biophys Acta Mol Basis Dis, 2018, 1864( 4 Pt B): 1507- 1515. DOI: 10.1016/j.bbadis.2017.06.013. [18] HU XW, LI T.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ommon biliary complications after orthotopic liver transplantation in adults[J]. Organ Transplant, 2022, 13( 5): 569- 576.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22.05.004.胡鑫文, 李亭. 成人原位肝移植术后常见胆道并发症的诊疗[J]. 器官移植, 2022, 13( 5): 569- 576.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22.05.004. [19] PARENTE A, TIROTTA F, PINI A, et al. Machine perfusion techniques f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A meta-analysis of the first seven randomized-controlled trials[J]. J Hepatol, 2023, 79( 5): 1201- 1213. DOI: 10.1016/j.jhep.2023.05.027. [20] AGOPIAN VG, PETROWSKY H, KALDAS FM, et al. The evolution of liver transplantation during 3 decades: Analysis of 5347 consecutive liver transplants at a single center[J]. Ann Surg, 2013, 258( 3): 409- 421. DOI: 10.1097/SLA.0b013e3182a15db4. [21] SENTER-ZAPATA M, KHAN AS, SUBRAMANIAN T, et al. Patient and graft survival: Biliary complication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J]. J Am Coll Surg, 2018, 226( 4): 484- 494. DOI: 10.1016/j.jamcollsurg.2017.12.039. [22] JARLOT-GAS C, MUSCARI F, MOKRANE FZ, et al. Management of anastomotic biliary stricture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and impact on survival[J]. HPB, 2021, 23( 8): 1259- 1268. DOI: 10.1016/j.hpb.2020.12.008. [23] MATAR AJ, ROSS-DRISCOLL K, KENNEY L, et al. Biliary complications following adult deceased 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Risk factors and implications at a high-volume US center[J]. Transplant Direct, 2021, 7( 10): e754. DOI: 10.1097/TXD.0000000000001207. [24] AXELROD DA, LENTINE KL, XIAO HL, et al.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arly biliary complications following liver transplantation: Incidence and outcomes[J]. Liver Transpl, 2014, 20( 4): 446- 456. DOI: 10.1002/lt.23829. [25] ZHANG CC, RUPP C, EXARCHOS X, et al. Scheduled endoscopic treatment of biliary anastomotic and nonanastomotic strictures after orthotopic liver transplantation[J]. Gastrointest Endosc, 2023, 97( 1): 42- 49. DOI: 10.1016/j.gie.2022.08.0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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